曹操对儒家思想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

孔子雕像

曹操以阉宦之后崛起于汉末，御名士，挟天子，征服群雄，称霸北方，成为汉末三国之际一个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一生多以法治国、以法治军，也多以法御下，故而后来史家评他是：“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但学者论及他时也多冠之以好刑罚之名，如傅玄曰：“魏武好法术，天下贵刑名”。然而事实上曹操的思想是多层次的，他所采取的治国措施也不是单一的法家之治。法家思想文化固然使他认识到了乱世用重典的必要性，使他在此后所主导的政治生涯里于拨乱反正中多以刑罚为主要统治手段，但儒家文化思想同样以独有的治国教化功能使他认识到儒家思想在治国理民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使曹操在乱世施治中对之既无法完全依赖又不能完全舍弃。

一、曹操对儒家文化思想的接受

史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又云其“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陈琳在为袁绍所作檄文中更骂他是“赘阉遗丑，本无令德，僄狡锋侠，好乱乐祸”。这些无疑让人感到曹操是一个不学无术又放荡无节制、唯恐天下不乱者。然而事实是否真的这样？史书又载：曹操“年二十，举孝廉为郎”，为议郎之初即上书陈说“陈（蕃）（窦）武等正直而见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之事，可见曹操二十岁前不仅已身具孝亲礼让、清正廉洁的德行，出仕后亦显示出正身立朝、不畏权贵、嫉恶如仇、力匡朝政的优良品格。也因此，即使曹操其时还很没名气，名士桥玄从他的言行中便认为他将是汉末大乱“安生民”的“命世之才”。

曹操画像

如果说曹操是一个放荡奸诈、唯恐天下不乱者，这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汉末名士又怎么会赞赏他、推许他？如蔡邕等又怎么愿意和他交往，甚而桥玄还引导他“交许子将”取名于时？由此不难看出，所谓曹操少年时“飞鹰走狗，游荡无度”、“本无令德，僄狡锋侠，好乱乐祸”等某种角度上不过是一种歪曲之语。

而且由曹操年轻时就已“博览群书”、“明古学”以及起兵之后仍然“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等也可看出，曹操不但早期接受了较为系统的儒家文化学习，成年后更没少花时间和精力来钻研儒家文化思想，可以说终其一生曹操都没有离开过对儒家文化的学习和研究。毕竟儒家思想在两汉一直居统治思想，儒学为官方之学，使它上对帝王将相，下对一般士人乃至整个社会的群体意识都有极重要的深远影响。而人是社会的产物，也是传统文化的产物，生长于一定社会环境之下的任何人无不会在思想上被深深地烙下这个时代主流思想意识的痕迹。

在两汉普兴儒学、崇尚儒学，以儒学为进身之本、以儒家思想为衡量事物准则的社会环境下，曹操无法不学习儒学，也不能不以儒家思想为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某种依据。也因此，曹操不仅在年轻时显示出为名士所钦佩的某些儒士品质，在以后的政治生涯里也多显露出其价值观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汉末以荀彧为代表的一大批儒学名士最后择曹操而辅，除了因曹操有雄才大略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看到了曹操秉持有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治世思想。

曹操剧照

二、曹操对儒家文化思想的敬畏

汉末，由于儒家文化思想在社会上仍然发挥着很大的意识作用，而自身又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所以曹操对儒家文化思想始终都存有一份深刻敬畏。这种敬畏既表现为他一方面继续沿用儒家思想为执政思想，另一方面依据现实统治需要实行某些与儒家思想相冲突的措施时又表现出对儒家思想的一种妥协。就前者来说，曹操的许多举措都体现了这点。譬如用人方面，他就颇为重视有儒学素养才德兼备者。如任用蒋济为丞相西曹属、任用邴原为五官长令史、以崔琰为东曹掾、以徐宣为左护军留统寿春等，在曹操统治集团里，很大一部分官吏即使不是儒学之士，也有着儒学背景。

在对待这些儒士的态度上曹操也是尊之重之。如邢颙曾“以故将丧弃官”，“有司举正”，欲按法治罪，曹操却以“颙笃于旧君，有一致之节”免除对他的刑罚处置。再如用毕谌为兖州别驾后，毕谌却在张邈叛乱时投降张邈。尽管曹操因此很愤怒，可当再次俘获毕谌，“众为谌懼”，以为他要杀掉毕谌时，他却以“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不但免毕谌一死，还以之为鲁相。不论是辟用邢颙恕其擅离职守之过，还是任用毕谌原其背叛之罪，一向以严格执行法令著称的曹操却在儒家忠孝面前宽贷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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